柳斌杰:印刷术的发明不亚于当今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改变

发布时间: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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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在大众中知名度很高,印刷产品无人不用,但是面目并不清晰。对于出版与印刷的关系问题,印刷界和出版界长期有不同看法。出版界将印刷看作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印刷界认为出版物印刷只是整个产业的一小部分。您怎么看待出版与印刷的关系以及出版、印刷与文明的肌理?




柳斌杰:中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国,是世界上印刷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勤劳的中华民族创造出了汗牛充栋、世所罕见的中华典籍文献,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印刷技术专家、编辑家、出版家,总结了系统的编纂、整理、校雠、印刷、装帧、发行等出版组织管理经验,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的历史,传承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出版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文明古国无不留有出版文物、书籍等有形物证。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5000年前创造了楔形文字,以芦杆、木棍、骨棒写在软泥板上,这种古老而特殊的泥板书籍记录了古巴比伦—亚述文明本已湮灭的历史,不仅让世界认识到这一古老文明体在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等方面的辉煌成就,更是发展出一门独立的学科“亚述学”,使这一故去的文明得到重生;与楔形文字同期产生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由意符、音符和定符组成的,又称为“圣书字”,被阿拉伯文取代前大约使用了3000年,写在泥罗河畔特产的莎草纸上,为破译古埃及文明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献;古印度先民曾发明印章文字却没能留传下来,雅利安人注重口头传统,所以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印度最早文字记录是孔雀王朝时期的阿育王铭文,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印度历史研究困难正是因为印刷出版文献记载少,常要借助周边国家与之交往的历史去查证补缺,法显所著《佛国记》、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都成为印度修史的重要文献来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了印刷出版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在古代,印刷和出版通常是不分的,一般统称为刻印、刻书。因为书籍是主要的出版物,印刷是主要的手段,二者内涵是高度一致的。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介质载体的丰富,印刷和出版的对象和范围都在增容扩大,这才出现了对其进行区分和讨论的必要。传统上,我们把印刷作为出版的一个环节来看待,认为出版包括印刷,出版界提出“大出版观”,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实践活动皆纳入出版范畴。印刷业界对狭义的印刷多有异议,也提出了“大印刷”的概念,列举出服装印染、包装印刷、钞券印刷乃至3D打印等示例,皆分属出版业范围之外,这也是事实。但是,当初印刷术的发明,是起源于出版活动的需要;印刷技术在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主要是和出版物结合在一起实现的。可以说,因为印刷和出版的关系密切,才有了长期以来的合二为一。研究印刷出版文化,首先要弄清二者的关系,廓清各自的范围,既要分清彼此特性,也要明确相互关系,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而孤立地去谈彼与此或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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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场合您多次谈到,印刷术的发明不亚于今天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柳斌杰:印刷术的发明,对历史、文化、宗教都有重大影响,这一点东西方有高度共识。欧洲早期启蒙的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讲到,印刷术对人类是一次重大革命。它和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马克思说每一个家庭都少不了印刷。印刷术不仅印书、印报纸,还印钞票、印火车票,它给思想交流、商品流通市场带来了很大的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要件。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向全球传播是通过传教士手中的《圣经》,这是谷腾堡之后才能实现的。与西方依靠传教士传播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汉字是古代东亚最基本的文字,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以汉字书籍为传播载体,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走出了一条书香之路,这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书籍是居核心地位的,出版是传承传播中国文化的基本形式,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书籍出版的重要性突显了印刷术的重大意义。出版的本质是把知识和思想固定到一种载体上,印刷让出版内容第一次以几何级规模的向远距离传播,发挥了巨大的杠杆和放大器作用,这与今天的互联网在本质意义上是相似的,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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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出版是人类历史上主流的知识媒介。印刷术诞生后,识字率大幅提升,知识下沉到普通市民阶层,开启了全民阅读时代。请您从媒介作用于思维的角度,谈谈印刷文化与全民阅读的关系。



柳斌杰:全民阅读将中国的书香传统发扬光大了。这里面有几点要指出的:第一,我们出版界为全民阅读做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准备。我们每年出书品种保持在40万到50万种,其中新书在20多万种、进口书还有十几万种,每年图书动销品种有200万到290万种之多。这说明我们能够生产出丰富的图书产品,来适应和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要。我们还将基层图书馆做了更加丰富的阅读服务延伸,建设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支持实体书店发展,让人们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自由而方便地获取书籍。2017年通过《公共图书馆法》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从国家层面立法,以政府的责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从而促进全民阅读。


第二,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图书评论界、媒体界等以身作则、大力倡导,给全社会创造了一个书香氛围。去年中宣部在深圳又开了一个全民阅读工作会,专门部署下一步全民阅读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增加供应品种,增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另外,还通过卫星传播来解决数字阅读问题,已覆盖了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举措都为大家创造了一个读书氛围。全国总工会去年底还开了职工书屋建设的经验交流会,有好多地方现在把职工书屋设计成企业文化中心。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一个文化阵地,图书阅读方便,只要有光,坐在哪儿都能看,借回家也能看,巩固记忆比较好,对树立正确价值观、掌握知识有一种长效作用。


第三,主要还是倡导大家读印刷书籍。印刷书籍有几个好处,一个是比较健康,相比电子产品,图书对视力、皮肤、内脏和情绪等方面影响要小很多,特别是儿童使用起来比较安全可靠。这个结论有很多实验数据可以支持。另一个是读书能够训练理性思维能力,这是电子产品无法做到的。印刷书的特点是信息的线性和固定化,其前后呈现的是一种逻辑过程。从人的精神发育规律来看,青少年通过纸上阅读,可以很好地理解作者(写文学作品的作家、写科学著作的科学家)为什么这样思考,为什么这样表达,可以增加阅读理解能力。这个阅读过程,将训练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这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电子化的快阅读,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人的思维逻辑,减弱人的思维能力。《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青少年一代智力在下降,因为中国人平均每天有6个半小时都看手机,不读书,中国人的智力会越来越下降,因为他不去主动思考了,只会被动地跟着一些低级的信息在走。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倡导大家读书。重要的文件,学术的、系统化的知识,必须通过印刷书籍来阅读。从长远来看,印刷是使出版经典化的过程,印刷文化有它永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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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我们在重视印刷史、出版史研究之外,还特别重视印刷文化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及前沿性的数字人文。当前,国家提出文化大数据战略,印刷出版是天然的大数据媒介,这从您曾经主持的规模宏大的《中华大典》工程也能看出来。在大数据背景下,文化与技术两种路线已成合流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互动,对印刷出版文化大数据有什么看法?



柳斌杰:我一直认为出版是一个知识的总汇,是文化大数据的核心。中国的一切文化都是用书上记录产生出来的。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也好、互联网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传播形式,仔细看看传播的完全是过去出版积累下来的数据,他只是把那些数据开发、重组、利用了。我常给出版企业讲要抓住这个文化的核心,加强数据资产管理和开发,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开发出来,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手段表现出来。现在海外传播最成功的TikTok,每一条短视频里都有一个场景。我们的一本图书里面,就有成千上万个知识场景,每一个出版社都有几十年的积累,庞大的数据资产放在那里,这是一座传统媒介连接数据资产的文化金矿。要把出版内容、知识场景和未来新技术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新的产品形态,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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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中英文)》是世界印刷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一个重要学术平台。它创立的初衷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讨论全人类共同的印刷文化遗产和关心的文化议题。我们希望从整个人类文明的积淀出发,邀请各国家和地区的印刷文化研究者共同参与,从而倡导一种多边对话、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型学术研究框架,对此您如何评价?



柳斌杰:这是很好的,开放性研究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传播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跨文化交流传播变得更加艰难,人类共同文明面临挑战和危机。要化解这种危机,需要进行跨文明平等对话,通过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反应人类共同的情感、激发人类心灵的共鸣,来消除隔阂,架起世界交往的桥梁。


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归理性。人文关怀要理性表达。在一个非常态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快恢复思维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用正常思维逻辑去判断是非,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遵从人类共同的价值,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文化传播者。


其次就是扩大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个渠道的交流对话作用,包括官方的、民间的,还有全媒体时代各个类型的媒体,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学术交流。学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和解决规律性、深层次问题。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还是不够的、是有缺位的,你们有这样的胸怀和格局我非常赞赏,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已经遇到了危机。因为各个文明体发展程度和层次不同,文化出现了撕裂,鸿沟正在加深。解决文明危机的方法,不是用一种文明去解决另外一种文明存在的问题,而是超越现在的文明,共同创造新的文明。这个世界要真正能够有序发展,需要有一次大的文明超越,就像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文明一样,去创造一种适应当今数字化、智能化进程的新文明形态,来引领世界。这需要我们跨文明对话、跨文明交流,以此形成更多的共识。





访谈嘉宾

柳斌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曾任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是卓越的出版家和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