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出版在内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2016年11月1日和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和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又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在此期间，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应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出版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积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紧紧围绕丝路沿线国际合作的主攻方向，充分发挥重大工程项目、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重要作用，推动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批又一批真实、立体、全面展现中国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丝路沿线，讲述了中国故事，传播了中国声音。

第一阶段（2016—2017年）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1]倡议一经提出，即赢得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热烈响应。由此，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主攻方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版物版权贸易和出口基本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以台港澳、东亚、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圈为主。2004年我国版权输出仅有1362项，其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欧美6个国家的版权数量只有57项，仅占版权总输出的4.19%；而输出到中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版权数量为1235项，占到版权总输出的90.68%。[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出版业加快了进入国际出版市场的步伐。2003年1月15—17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实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强调“使我国出版物更多地进入国际社会的主流市场”。[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出版走出去主要战略方向也由欧美主流市场主流渠道转向丝路沿线国家。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倡议的回应及其政策意向，丝路国家从地理上界定为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和中东欧地区等未包括我国在内的64个国家。[4]这一阶段，64个丝路国家无疑成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主战场。

第二阶段（2018—2019年）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事业的不断深入，与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1月底，我国已与世界上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5]占到世界现有国家数量的70.05%。[6]我国出版走向“一带一路”的范围也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相关国家。

第三阶段（2020—）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性、综合性、深层次危机，我国出版走出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外部复杂形势面前，我国出版界在危机中创机遇，在变局中开新局，着力构建发声矩阵，力求实现出版线上走出去。

2014年12月5日，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出版界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成为走向丝路国家的主要抓手之一。工程采用项目管理方式，通过分级分类分档资助翻译出版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我国优秀出版物。“十三五”以来，丝路书香工程共计资助1680种图书，占到全部资助的75.47%，涉及51个语种，相继有158家国内出版发行机构获益，覆盖丝路沿线78个国家（详见表1）。^[7]

表1 “十三五”以来丝路书香工程重点图书翻译资助情况

随着工程实施的不断深入，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宽，涵盖的领域愈来愈广。“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中国书架”等新内容、新形式也相继注入其中。由中国文化译研网组织实施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依托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以及国内外向型出版企业，通过广泛联系和积极培养国外友华亲华的汉学家和作者，支持其面向国际市场、海外读者，撰写客观介绍我国的出版物。截至2019年9月底，参与“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海外作家约有260人之多。^[8]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实施的“中国书架”先后落户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城市的重要书店、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展览展销了一批反映我国的外文版主题出版物，开拓了我国出版物对外传播的新平台、新渠道。

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互译图书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走出去”图书基础书目库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七大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详见表2）也纷纷向丝路沿线国家倾斜。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出版发行机构走出去尤其是走入丝路沿线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加强了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之间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挖掘、渠道共享共用。

表2 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走出去”专项规划》等整理

作为推动我国出版走出去另外两大主要抓手，BIBF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更是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从第23届到第26届，其规模愈来愈大、效果愈来愈好，参展国家和地区从86个增至95个，参展商从2400多家增至2600多家，达成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的数量从5019项达到5996项。这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参展数量和版权交易量更是节节攀高，“十三五”以来的历届博览会主宾国也均由丝路沿线国家担任。特别是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中东欧十六国组成的主宾国团队集体亮相，成为展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移至线上举办，但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热情不减，一些核心数据令人瞩目（详见表3）。^[9]

^{表3 “十三五”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情况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以来我国组织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参加了58个国际书展，足迹遍布五大洲。除了参加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国际大型综合性书展，还积极参加丝路沿线国家举办的书展。相继参加了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等39个丝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占到参加整个国际书展数量的67.24%（详见表4）。

^{表4 “十三五”以来组织国内出版发行机构参加国际书展情况统计}

在所参加的丝路沿线国际书展上，我国出版代表团还以各种形式分别举办了9场中国主宾国活动，展场上不时刮起一阵阵“中国旋风”（详见表5）。

^{表5 “十三五”以来国际书展主办中国主宾国活动情况统计}

2017年1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走出去”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其中提出，力争到“十三五”末，出版走出去应达到的三类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即版权输出品种突破13000种（约束性），版权贸易逆差缩小到1.5：1（约束性）；出版物实物产品出口突破1.2亿美元（约束性），数字出版产品突破110亿美元（预期性）；海外分支机构突破500个（预期性）等。由于2020年有关数据还未发布，在此以2015年至2019年全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有关数据进行一一解析。

经过四年不懈的努力，与2015年相比，2019年版权输出品种已突破13000种，达到15767种，预计2020年还将有所增长。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也从“十二五”末的1.57：1缩至2019年的1.02：1，预计到“十三五”末，能够实现《专项规划》所预期的目标。在巩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版权输出的基础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语、希伯来语、尼泊尔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斯坦语、吉尔吉斯斯坦语、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马其顿语、爱沙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等小语种版权输出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版权数量只占全部版权输出数量的47.75%，而到2019年猛增至63.51%；版权贸易顺差更是不断扩大，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15年的1：1.55达到2019年的1：3.84（详见表6、表7）。^[10]

^{表6 2015年和“十三五”以来版权输出情况统计}

^{表7 2015年和“十三五”以来版权引进情况统计}

2015—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等纸媒读物出口量保持在2100万册（份）以上，出口额基本维持在7800万美元上下。2018年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地下滑。2019年图书、报纸、期刊等纸媒读物出口量为1653.43万册（份），比2015年减少21.73%；出口额为7483.15万美元，比2015年减少5.79%。2019年出版物实物产品出口额接近0.84亿美元，与到“十三五”末达到1.2亿美元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2015—2019年全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有关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数字出版产品出口主要是出版类数据库，不包括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博客类应用、在线音乐、在线教育、互联网广告等，其出口额只有区区2400多万美元（详见表8）。[11]

表8 2015年和“十三五”以来出版物出口情况统计

但不管是版权输出还是出版物产品出口，其输出内容结构均不断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之江新语》《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一大批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出版物在海外大量发行，引发众多国际大型出版传媒机构的关注，纷纷引入英文版；《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故事丛书）》《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中国生活记忆》（英文版）、《瞬间回眸：影像中的变迁》（汉英对照版）、《摆脱贫困》《人民的名义》等一批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精神风貌的出版物相继出口境外，吸引了不少海外读者；一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如麦家、刘慈欣、曹文轩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贴近国外受众的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战“疫”日记》《最美逆行者》《新型冠状病毒走啦！》（图画书）等一批讲述我国抗疫故事、抗疫中国方案的输出，宣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提振了合作信心、凝聚了世界共识、联通了民心民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底，累计有500多家我国出版企业相继在境外建立各种各样的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资合作，开展本土化运作，出版发行我国优秀的出版物。这其中，既有国内出版集团，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股法兰克福书展集团公司旗下的英国IPR License公司，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茑屋书店母公司文化便利俱乐部（Culture Convenience Club）合资在日本成立中信出版日本株式会社等；也有单体出版社，如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境外多个国家建立尼山书屋以及五洲传播出版社创建众多“中国书架”等；还有民营机构，如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分别在摩洛哥和阿联酋成立分公司，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等；再有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合作成立学术出版国际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罗马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匈牙利、塞尔维亚、突尼斯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更有一些骨干企业走入丝路沿线国家，如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在罗马尼亚设立分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意大利路易斯大学设立“中国馆”，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越南分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佛罗伦萨成立意大利分社，等等。随着这些海外分支机构的相继设立，到“十三五”末突破500家的目标有望实现。

在充分认识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对薄弱，出版走出去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自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外在因素来看，由于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加之英语又是世界主流语言，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使得我国出版走出去壁垒重重，面临着诸多困难。尤其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目前正在处于动荡变革期，其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比较尖锐，社会环境异常复杂，不时发生争端和冲突。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又进一步加速世界大变局，我国出版走出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从自身内在来看，策出多门、资源分散，尚未形成走出去的整体合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国家级有关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有近20个，涉及的主管部门有七八个之多。但其中不少工程项目内容相互交叉重复，评审结果大同小异。曾出现过国内某家出版企业拿着一份申报书向多家主管部门同时申报多个工程项目的现象，也有过某位汉学家一人独自承担国内多个工程项目的情况。同时，在出版企业中专门从事走出去工作的专业人员少之又少，许多都是半路出家，对国际市场、国际出版贸易规则等大多是一知半解。据丝路书香工程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丝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有55种，通用语言有57种。除使用较多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外，其他基本都是小语种，占比高达95%。而丝路书香工程实施以来，先后资助了51个语种图书翻译出版，覆盖丝路沿线语种的89.47%。但小语种翻译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极度匮乏。有的小语种翻译国内只有一两个人选，翻译质量无法得到验证。由于政策限制，目前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加国际书展等活动既有时间限定又有定点路线，在外往往只有一两天时间可以用来与外方进行交流。由于时间仓促，很难详细了解和掌握外界的有关情况。尽管目前国内也建立了一些有关出版走出去方面的资讯库，但库中的内容十分有限，数据大多比较陈旧，针对性、实用性普遍不强，无法对出版走出去的外部情况进行准确研判，更不用说推出具有思想分量、对策质量、价值含量的研究成果以供决策。

面对当前外部复杂而严峻的形势，有的同仁对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前景流露出“还要不要走出去”“还能不能走出去”的隐隐担忧。2020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同时强调：“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对于继续推动我国出版走出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当前，出版业“十四五”规划正在制定，其中多处涉及出版走出去的内容。出版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危中寻机、变中创新，着眼长远、稳中求进。

传受相济、重在交流，把握出版走出去的实效性。应深入研究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把“我要说的”与受众“想要知道的”结合起来，运用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语言、手法、方式，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小切口展现大境界，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台唱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缩短战线、精准施策，增强出版走出去的针对性。选择重要节点国家，深耕细作，制定“一国一策”的走出去方案。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选择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项目的国家作为突破口，打造丝路沿线出版走出去的“黄金线”。

纸数并举、数媒为先，实现出版走出去的融入性。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字出版，具有天然落地、直达读者的优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使这一特性显现无遗。许多国家纸质出版物出现大幅度下降，数字化阅读却显示出勃勃生机。要聚合内容资源，集中开发，加强外向型数字出版产品的有效供给。创新海外运营模式，加强与国外技术服务商合作，借助亚马逊、苹果商店等电子商务平台，推动我国出版物直接面向海外读者，实现线上出版走出去。

聚焦重点、形成合力，完善出版走出去的协同性。

聚焦支持的重点领域，集中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项目，塑造若干走出去的旗舰企业。既要发挥国有出版企业走出去国家队的带头作用，又要支持有实力、有国际出版贸易经验的民营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出版走出去的尝试，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出版走出去的生动局面。

固本培元、人才为要，赋予出版走出去的支撑性。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选拔培养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重点国际化人才，特别要加强小语种专业人才储备。在培养高素质、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同时，要更加善于发挥各国汉学家、来华留学生、长期在华生活工作知华友华人士的作用。不断充实和完善国际出版资讯库、版权交易信息库、走出去重点项目库、中外作家库等，加强对舆情研判，做好走出去成效跟踪、效果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