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虽然只有60多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出版业重要的一支方面军。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约占到全国出版社总数的1/5，^[1]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大学出版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一般的出版，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学生和高校教职工，在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方面承担着独特的使命和责任。

当代中国大学出版事业是应新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需求而诞生的，更具体地说，是应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对教材建设的需求而诞生的。1949年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的新教育办学思路，随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2]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型大学的教学需要，研究和推广新型教育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就成立了出版处，负责内部教学材料的印制。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又在原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和油印股的基础上整合，重新组建了教材出版处，作为学校内部的一个出版机构，该处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一个教材出版处还不能面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教材，只是单纯满足了本校的教学需求。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国各高校对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印制教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争相订购和使用人大版教材。为此，全国供销合作社建立了专门的教材供应组发行人大版内部教材，并负责配送至全国各分支机构。^[3]1954年4月，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召开为期近10天的讨论会，集中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要求全国各院校予以推广，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同时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批内部教材水平很高，随即提出推荐一批已在该校内部教学使用过的教材公开出版。但当时的社会出版力量尚无法及时完成这一任务，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出版处已经具有足够的出版能力。在此情况下，新中国的第一家大学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就应运而生了。1955年4月29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签发《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的命令，宣布人大社正式成立。人大社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约200人的编印发队伍，并制定了明确的出版方针：要从出版翻译教材（即由苏联专家的讲义编成的书）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4]提高中国自主研发教材的能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人大社很快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出版了一批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逐步摆脱了对苏联版教材的依赖。1957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家大学社，但早期出版活动较少。这两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社都以服务教育、学术为宗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教材、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局面，尤其是人大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较多的广受各大高校认可的出版物出版，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匮乏的难题。

改革开放前，党办大学出版事业还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大力兴办高等教育。为了解决高校教材出版的困难，在中宣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原国家出版局的指导下，在1978～1986年的9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学社。到1986年，大学社已经发展到73家，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16.3%，73家大学社各有分工，形成了可覆盖各高等学科领域的大学出版布局，与当时的部委出版社和地方社一起形成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体系。^[5]198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指出：“高校出版社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其他教学用书放在首位……高校出版社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出版本校教师的著作，同时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分工和安排，出版其他的高等学校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工具书、古籍整理研究和学术著作，以及出版某些符合本校性质、任务和范围的其他图书。”^[6]该《规定》既是对大学出版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从功能定位上为大学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教育部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高校出版单位“要做好各类教材和教学用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物的数量、质量、结构和载体等各个方面满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需要”。^[7]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大学社已经形成明确的定位、性质、任务，构建了较完整的编印发体系，具备较强出版能力，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具有中国高校出版社自身特色的大学出版体系。[8]

大学出版的发展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出版事业，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其中，为高等学校师生提供教材出版保障和服务，推广优秀的教学经验和成果，促进高等教育各学科发展，是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使命和责任。

弘扬正气 为传播先进文化而出版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指出，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中国的出版企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9]对于大学社而言，在新时代贯彻落实党的出版方针，首要的就是要引领读者、引领高校师生，通过出版物传播正能量，在教材出版工作中尤其要贯彻落实这一要求。

首先，大学社在教材建设中，要服务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以贯之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教材的指导思想。读什么样的书，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的受众即广大高校学生的成长，尤其是人文社科类教材，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这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0]中国共产党办的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1]中国的大学社在高校教材的出版过程中，必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把传播先进文化的理念贯穿到教材策划、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中去，在教材选题的出版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动摇，以社会主义之“德”化人育人。

其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高校教材编写修订中去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12]大学社在新时代的高校教材出版工作中，应该自觉地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出版工作中去，既作为教材组稿、编辑的指导性思想，也作为教材编写的重点内容，新时代的教材中有没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贯彻宣传新思想，是体现高校教材时代性的根本标准。同时，也应该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反映到教材出版工作中去，把新时代各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新热点、新问题体现到教材出版工作中去，这是体现高校教材前沿性的重要标准。

最后，大学社在教材建设中要落实意识形态安全责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校教材的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校教材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需要特别关注其所传播的知识谱系，关注教材传递的是“谁的知识”的问题。^[13]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公民的政治认同，有赖于公民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而教材正是公民在教育阶段传播承接意识形态传输功能的重要枢纽。大学社在教材出版工作中必须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视高校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属性，在组织编写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国家意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贯彻到教材中去，时刻保持政治警觉，预防和抵制西方有害价值观渗透。

与时俱进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而出版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14]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进行了总部署，要求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1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是规范相关学科课程教学体系和内容、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是学生课程学习的重要依据和指南。中央要求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过程中，“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16]完成这一教材建设目标，需要政府、大学和出版机构齐心规划、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大学社作为教材出版工作的重要一环，应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选题作为重点选题、特殊选题予以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系统性、原创性、走出去方面做好工作。

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服务，大学社应制定合理、长远的战略和规划。高校教材建设从属于学科建设，而一门学科的建设本身是关系大学发展全局的一项周期性很长的活动，有其自身规律。^[17]因此，大学社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制定相关教材选题发展战略、实施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自觉地将本社的教材出版规划融入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工程中去。要发动编辑以专业、课程为核心，在深入探究、深刻理解学科发展，了解国内外学科设置与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教材的创新性、实用性等多重因素，规划开发有适用性、针对性的教材。要加强教材的创新性与连续性，紧密跟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规划体现学科发展趋势的教材，根据学科发展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手段、新形式及时出版和修订教材，打造一系列代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教材。要同步加强教材的立体化开发，代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高水平教材，绝不能是落后于时代的教材，要以多元介质的新形态、融媒体教材为广大高校师生提供现代化的整体教学解决方案。

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服务，大学社要在原创性上下功夫，打造真正的中国版教材。中国的社会科学离不开中国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大量的中国案例。大学社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强调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结合高校教学发展的实际，结合当代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实际，编写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教材。打造中国版教材，必须精心遴选政治素质过硬、学术水准顶尖的国内教材作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是作者，作者的政治倾向、学术水准决定着教材的内容倾向与学术含量。因此，大学社在教材作者队伍的建设中必须加大对国内相关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的扶持，选择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贯中西、享誉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家和理论家撰写教材，也通过教材出版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名师，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骨干，切实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服务，要致力于传播中国版教材，做好高校教材对外推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18]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面向千千万万的大学生，承担着培育高等教育人才的责任，影响力巨大。中国教材出版人要有意识地将中国版教材推向海外，通过出版这个平台，把当今中国的伟大创造和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以教材为媒介，把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特色讲好。一方面，要把中国版的教材用国外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翻译输出推广；另一方面，要提高策划含量，主动策划吸纳中国实践、中国案例的面向国际的教材，邀约中国学者与外国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切实提高教材的国际影响力。

精益求精  为打造适应时代需要的高质量教材

精品而出版

党在新时代对中国高校出版企业提出了新要求，作为高校教材出版的主阵地，大学社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打造无愧于时代的教材精品。在出版环节打造高校教材精品，大学社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为高校教材内容质量提供保证，要以为广大高校师生服务的态度在教材印装质量方面精益求精。

大学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精心策划优质教材。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数量过于庞杂、重复雷同较多、学术规范缺失、内容相对陈旧、创新严重不足等问题。^[19]党中央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正是针对上述现象，计划从宏观层面加强对教材出版的指导与审查。大学社要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高校师生服务的责任感，策划新时代的新教材。新时代的教材是否体现了新思想、新理念，国家的新发展、新成就，学科的新理论、新问题，是衡量一本教材是否是精品教材的首要标准；大学社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以课程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合理控制教材品种，策划作者权威、内容精湛的各学科专业教材，避免和减少同质低效教材的出版；大学社要以发展理念为核心，在新时代用更加丰富的科技手段不断创新发展教材形式和内容，策划体现新时代技术发展趋势的精品教材。

不断提升编辑素质，打造高校教材精品。首先，要加强政治教育和培训，不断提升编辑政治素养，提升教材稿件政治质量。出版编辑一方面作为国家宣传阵线的宣传员和读者的引路人，在审读过程中要注意教材内容是否体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和特点，是否恰当体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和特点；另一方面，要做宣传阵线的把关人，对于教材中的政治性差错，必须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严守教材出版的红线，确保把政治性差错消灭殆尽。其次，强化编辑专业技能，提升教材专业性。现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正处在为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而努力的关键阶段，“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必须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20]高校教材在支撑大学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专业知识传承作用，专业性是一流学科教材的最重要体现。出版行业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专业的事归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学科教材要由专业的社和专业的编辑来做。在大学出版单位旗下，聚集了一批学历层次高、学科素养深厚的编辑，这正是大学社能在高校教材出版领域撑起大半边天的底气，也是大学社不同于一般社会出版单位的重要特征。要充分发挥大学社编辑在高校学科领域的专长和特殊优势，把出版的高校教材打造成专业领域的精品。最后，不断提升编辑的文字素养，确保编校质量这条底线。教材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出版物，质量标准也要高于一般的出版物，务必以一丝不苟的从严态度消灭教材中的一般文字性错误。

建立健全教材内容审核机制，以完备的审稿制度保障教材质量。大学社应探索建立重点教材分类分级机制，对于重点教材或内容敏感教材，除严格履行三审三校制度外，适当增加审次、校次；重点教材、专业性较强的教材，探索建立同行专家审稿制度和评价制度，确保教材内容质量。

要把教材的印装质量放到一个突出重要的地位。抓住教材印装关键环节，落实每一环节的管理责任，为广大高校师生提供印制质量可靠、印装精美的教材产品。

出版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大学社作为高校教材出版的主阵地、内容提供商，在新时代奋进的过程中，应该牢记初心、坚守本位，守好土、把好关，不断为高校师生教育教学提供政治导向正确、文化品质优良、学术含量丰富的教材精品。